“学前教育的春天来了！”这是华东师范大学学前与特殊教育学院朱家雄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反复说的一句话。“这些天，我们从事学前教育的人是十分兴奋的。政府如此重视学前教育，学前教育发展的前景一定会越来越好。”

　　今后学前教育要朝哪个方向发展？朱家雄说，“政府的指向性很明白，向弱势群体，向农村，要深入最底层”。

　　对于国务院确定的五条政策措施，朱家雄认为，其核心是要保障和改善民生，按照公益性和普惠性的原则普及学前教育。而普及学前教育的重点，是解决农村边远地区和贫困老百姓的学前教育机会均衡问题。

　　一竿子插到底

　　到最弱势的地方去

　　“学前教育最难的问题，是怎么把学前教育普及到最底层。”朱家雄说，“要一竿子插到底，到最弱势的地方去。”

　　朱家雄认为，政府的投入，应该更多倾向于弱势，要思考“怎样能够办一些保住底线的幼儿园”，“跟那里的老百姓需求相一致的幼儿园”。“我们根本不可能举办按照统一质量标准和要求的幼儿园，如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条件下都要求幼儿园的建筑面积要多少，师生比是多少等。这在中国根本做不到，所以，一定要有差别性地来举办学前教育机构。”

　　朱家雄说，在我国，迄今为止学前教育还不属于义务教育，政府不可能包下全部的经费投入。即使采用了种种政策和措施，增加了投入，丰富了资源，还有一个“怎么举办”的问题——“什么样的学前教育对小孩子是适合的”。

　　朱家雄一直在关注各地教育部门对城市里所谓“黑户幼儿园”的政策。他说，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城市化的过程，而且越来越深入，有大量的农民到城里来安家落户，他们的子女进到城里，就有了到学前教育机构接受教育的需求，一些新的托幼机构就会应运而生的。对于这样的发展趋势，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如何对待和处理，是一个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如果只是简单地以不合规范为理由将它们取缔掉，将这些孩子疏散到现有的幼儿园去，包括公办幼儿园和收费比较高的私立幼儿园，往往会因为种种原因导致这部分人很不满意。

　　“让他们跟城市中层以上的人享用同样的资源，跟他们的孩子一起学习，你说这是公平还是不公平？从某个角度来讲，这本身是不公平的。因为你为他们提供的不是适合他们的教育。他们在那里变成新的弱势群体。加之把他们弄到收费比较高的幼儿园，他们根本出不起那个钱。”

　　最底层的教师怎么办？

　　作为一位多年从事学前教育的工作者，朱家雄说:“我们搞教育的人，不仅要思考什么样的教育基层是最好的教育，更要思考，什么样的教育是最适合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和某个特殊人群需求的教育。”

　　朱家雄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国家的中长期教育规划出台后，朱家雄跟几个老师一起到了云南的玉溪做调研。那里的乡镇在初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学前教师，每月工资600元。这些老师以前都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由乡镇中心幼儿园的园长给他们做培训。朱家雄问园长，你现在要的到底是什么，培训究竟怎么进行才是你们最需要的。园长对他说，你要跟她们讲理论是没有用的——老师就是这水平，从来没有接触过幼儿，最要紧的就是教她们带着小孩子唱歌不走调，会讲故事，普通话准确一点，故事内容能讲明白。能做到这一点就很不错了。

　　“没有资源，知道吗？不能说培训好了才去上岗，这是不可能的。农村的教师流动又特别快。今年当了，明年就不当了，怎么办，不能乌托邦地来想问题。”朱家雄感慨地说。

　　更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在朱家雄跟当地教育工作者讨论学前教育课程的时候。“我们城市里的人在想，儿童的课程应该生活化，跟他们的经验一致，我们去问他们的老师，他们都说，你这样讲的话，我们不明白。学前教育的内容分五个领域，健康、社会、科学、语言、艺术，我们主张五个领域融合起来，他们一致认为，不要融合，分开来好了，这样好操作，下面的老师明白。后来，他们的教育局局长居然对我们讲，你们就是分这五大领域，我们下面的老师还是不明白，你们就这样来编:德、智、体。”

　　这件事情让朱家雄和同事们“蛮受教育”。“其实，要有可操作性，要让老师明白，这才是当今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像传话游戏一样，开始一句复杂的话，越传越走样，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倒不如一句简单的话，到后来还传得准确。那个局长多年在最底层做教师，明白下面的状况。他生怕我们不同意这样编，他怕我们做学问的人不理解。但我必须同意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做，推行下去，效果就要差多了。”

　　“学前教育的师资培训，一个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最底层的教师怎么办？”朱家雄曾对教育行政部门的一位官员说，你们能关注到最高级的国家级培训，培养种子教师，我是很兴奋的，但恐怕同时还得顾及到最底层的教师，怎么样通过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培养他们。“培养他们的方式，跟顶级的培养方式是不一样的。一定要把可操作性放在第一位，让老师明白了，真正能够做下来。”基于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得出的经验，朱家雄反复强调，“从师资培训，到课程的实施，到幼儿园管理，所有的一切，包括整个的体制机制，都要实施差异性的做法。”

　　朱家雄认为，中国很难借鉴像丹麦、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他们资源丰富，人口少，自由度大，社会强调公共福利，小孩子竞争也没有压力，基本生活也有保障，教师的水平基本上都是本科以上，跟我们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按照他们的方式来做，恐怕会成问题。“中国有中国的国情，那么大，贫富差异那么大，地区差异那么大，这种情况下，学前教育的任何问题，都必须差异性地考虑。”

　　农村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

　　“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保教结合、寓教于乐，防止和纠正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这是国务院学前教育的五条政策措施中，对幼儿园具体该怎么“办”提出的指导原则。对此，朱家雄说，这是所有学前教育学者都坚持的，谁都不会否认游戏对于学龄前儿童的意义。大家都会认为，一个会游戏的孩子，会发展得更好，更充分。“游戏是儿童满足自我需求的主要方式，如果你剥夺了儿童的游戏，他基本的需求都没有了。”

　　不过，朱家雄同时指出，也要差异性地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些边远地区的农村孩子，游戏不是问题，他们整天在游戏，他们自发、自主的满足自身需要的游戏本来就很多。他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一定素质的人跟他们互动，在入学以前多少做一些准备。这才是他们的需要。把他们组合起来，唱唱歌，学一点卫生常识，学一些礼貌礼节，这才是他们最需要的。当然，你可以通过游戏的方式给他们，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于幼儿园“小学化”的问题，朱家雄表示，“我反对幼儿园阶段教小学阶段的内容，因为这样会出问题。但另一方面，现在小学低年级的教育内容很不简单，很多小孩会出现低幼衔接的问题。衔接不好的话，会导致孩子很大的挫败。”

　　朱家雄说，一般来说，用小学的方式教小学的内容，叫“小学化”。这是我们反对的。但它跟为入小学做一些准备，界限就很难分开来，“这里的关键还在于教师”。

　　“小孩子从小在那里自由地玩，与从小有人在那里很好地、很艺术化地，而且符合他兴趣地教他，你说两个人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肯定是后者要好得多。所以关键还是在教师。教师如何用儿童感兴趣的方式来引导孩子学习一点东西，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讲特别重要，对城市的孩子也特别重要。没人会这么傻，让孩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朱家雄还说，“小学化”这个现象，如果中国的文化不变，教育体制不变，很难根除掉。“等到中国经济更发达了，工作压力不是那么大，大家更富裕了，你让‘小学化’也‘小学化’不起来。”

　　浪漫着，也现实着

　　朱家雄对记者说:“学前教育的学者都是蛮浪漫的，我们理想当中的教育，都是美丽的——小孩子从小到大开开心心，不太受到外界束缚的控制，都在人本化的、宽松的环境下生长，这是我们的追求。慢慢地，我们也逐渐认识到，中国这么大，不同地域，不同人群，太不一样的状态，想问题的方式可能就会改变一点。理想最终得面对现实，我们对于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应该有不同的考虑。毕竟，富人想要的与穷人想要的不一样，对教育的需求也是有差异的。”

　　朱家雄在最后说，国务院确定的学前教育五项政策措施，反映了在当今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政府对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按照公益性和普惠性的原则普及学前教育的决心，为各级政府今后推进学前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定出了方向。对于学前教育的工作者来说，一定要遵循学前教育机构在运行中的最一般原则，同时还要认识到，不可能所有事情都用一统的方式来做，应该差异性地来推进学前教育，这才能把政策落实到底，真正产生效益。(张宁锐 李果然)